周六一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和妻子从睡梦中唤醒。会是谁呢？我心里直犯嘀咕，赶紧去开门。
“妈？！”母亲的到来，让我备感意外。大半年没见了，她显然老了很多，微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衣着旧了但依然干净整洁，布鞋将套着棉袜的脚裹得严严实实，脸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一些，手里还拎着两个大麻袋，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把母亲接到家里，我和妻子赶紧拎过她手里的两个麻袋，好重啊！老人家却提着它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爬上七层楼。
“你喜欢吃年糕，昨天刚打了一桶，也没有给你打电话，就坐早班车赶到你这儿了！”母亲如释负重，笑着跟我们说。
于是，我又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看着大人们打年糕的情景。
打年糕就意味着年年高升，这是我们村传统的习俗。每当秋风把落叶一扫而光，喜鹊在没了树叶的枝头歇息的季节，便是村里家家户户搭灶立锅准备打年糕的时候。动手打年糕，一般是一大家子的男男女女齐上阵，妇女们负责蒸糯米粉，男人们则负责在石臼里打砸，而馋嘴的小孩子便负责等着第一块香糯的年糕入嘴。在蒸桶里烧米粉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熟透的米粉才能打出香甜的年糕。在我记忆里，母亲蒸米粉的手艺，打年糕的男人没有一个不夸奖的，于是每年这最关键的起步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母亲肩上。母亲会把买来的糯米请人洗净用脚踏榔头砸粉，细筛精筛后便成了白白的米粉，然后倒进一个很大的盆子里，再从院里的井里打一勺井水，和在米粉里用力搅拌均匀，进而倒进蒸桶用灶台里熊熊的火焰蒸半个小时。火候一定要控制适中，时间更要掌握恰当，否则要么不能熟透，要么就糊了锅底。等到出锅时，母亲就招呼爸爸和叔叔们把蒸桶里熟透的米粉倒进石臼打制，便又去烧制另一锅米粉了。
打年糕时，空气里飘满了香味。男人们虽然在这寒冬腊月，但穿得却非常单薄，因为他们要挥动着足有三、四十斤重的木榔头，“嘿哟嘿哟”此起彼伏地喊着号子，轮流对着散在石臼里的熟米粉使劲砸。一下、两下、三下……砸陷下去的米粉很快粘合在一起，成了饼状。这时便不能再砸了，要带着手套把依然烫手的熟米粉翻过来，再继续一遍又一遍地对它砸着。约摸过了十分钟左右，石臼里的熟米粉便结成了团，父亲便用一个硕大的布袋将米团包好，放在屋里的案子上使劲压扁，再和母亲用擀面杖滚平，最后切割……一块块年糕就这样做成了。
想着想着，母亲走进厨房把一份年糕放进锅里加热了，家里顿时溢满了久违的香味。一种熟悉的甜，就好像那时村里年糕的清香穿越了时空界限从乡下飘到了我家里一样，里面似乎还夹杂着故乡的泥土味、父亲打年糕时的汗味，甚至还有“嘿哟嘿哟”的号子声。当拣起一块蘸着香醋的年糕塞进嘴里，一股酸甜由外而内地占领我口腔里所有的味觉细胞，口水像放开闸门似的汩汩往外冒，于是三下五除二地嚼完吞进肚里，嘴里却还长时间留着脑海深处留存的芬芳。这时，我突然在想：离开老家的十年，那些吃过的山珍海味、饕餮大餐，为什么完全没能在我记忆里留下丝毫的痕迹，而老家“土”到极点的年糕，却怎么成就了心中所有的美好？
母亲告诉我，现在老家的市场上卖着许多“机器年糕”，虽然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嚼劲，但考虑到方便快捷，买了就能吃，省时省力，以致于逐渐取代了传统手工打制的年糕。因为年轻人急着到外面打工赚钱，对花时间打年糕的活儿压根提不起任何兴趣，那些从前打年糕的“老把式”由于年岁的增长再也没有当年的气力，而如今能像母亲这样把年糕细心打出来的人就更是越来越少了。
原来，这雪白的年糕看似阳春白雪般高贵，实质却蕴含着下里巴似的朴实与平凡，若想要打制出人们心中永恒的香甜，往往只有剥去了浮躁的伪装，剔除了功利的杂质，用心慢慢地筛选，用力一下又一下地锤砸。
生活不也是这样吗？